81年金庸访问大陆提出一要求小平同志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且让本文带您回顾小平同志与金庸先生四十年前相知相得，共同为祖国繁荣统一而努力的一段美谈。

  1950年，香港《大公报》决定开辟一个新的副刊《新晚报》，专门报道一些轻松的娱乐八卦消息，有时候也连载一些小说。

  当时才26岁的查良镛是《新晚报》“下午茶座”栏目的主笔，虽然挂了个副刊编辑的头衔，待遇却着实不怎么样，分到的所有家当也就一张办公桌，一台老旧打字机。

  为了让身份更加贴合“下午茶座”的内容，金庸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女性化的笔名“姚馥兰”，专写影评和文艺小品。

  结果，有一天报社居然还找了另一个愣头青跟他分享仅有的办公桌，负责的栏目叫做“天方夜谭”。

  一开始查良镛对这个叫陈文统的小年轻看不上眼，但一番闲聊下来，发现他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古今中外无一不晓，倒确实是个有点墨水的人物。

  陈文统一听查良镛的笔名不禁绝倒，于是也给自己取了一个有点娘的笔名“冯瑜宁”，这两人一搭一档，倒把个副刊搞得有声有色。

  只不过当时谁都没想到，报纸上两个莺莺燕燕的名字背后居然是两个如假包换的大男人。

  四年之后的1955年，查良镛以“金庸”的笔名开始在《大公报》连载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而早一年陈文统也开始连载自己的第一部武侠作品《龙虎斗京华》，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笔名：梁羽生。

  《书剑恩仇录》一经登报，顿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金庸名声大噪，于是借着这股新武侠势头开始创作第二部小说《碧血剑》。

  此时，他的主阵地已经换到了《香港商报》，真正奠定金庸在现代武侠小说界宗师地位的《射雕英雄传》也在《香港商报》上连载。

  说起金庸早期的武侠小说创作，还有一些趣闻轶事。比如《射雕英雄传》早期的报纸连载版中写“三头蛟”侯通海被郭靖打倒在地之后大声呼痛，他的同伙彭连虎奔上前去，低声道：“侯兄，噤声，怎么啦？”

  侯通海道：“……我给打成四块啦。”彭连虎又是惊讶，又是好笑，轻声道：“岂有此理？”一摸他的，也无异样。

  结果没多久就有读者来信提意见说：这段不妥，彭连虎如果一摸侯通海的，立时觉得没有异样，会显得彭很熟悉侯通海的，那言下之意岂不是二人的关系有点暧昧了吗？

  彭连虎又是惊讶，又是好笑，轻声道：“岂有此理？”一摸他的，似乎仍是两块，但也不便细摸深究。

  但是在几行字之后，金庸写灵智上人被郭靖打退时又颇有几分恶趣味地写道：“灵智上人与侯通海功夫毕竟不同，落后地稳稳站住，安然无恙……”

  到了1959年，金庸干脆创立了自己的《明报》，并连载《神雕侠侣》。从1955年到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用15部小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武侠世界。

  金庸用隽永风趣的文字，动人心弦的情节，侠义家国的情怀奠定了他在现代中国文坛的地位，其武侠小说倾倒了亿万中国读者，至今风靡六十余年而不衰。

  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同志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次月，又选举他为中央副主席。

  小平同志复出之时，正是全国人民寻找国家新的前进方向的关键历史时刻，而当时小平同志除了发展经济、恢复民生，还面临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是中美建交问题，自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以后，原先发展迅速的中美关系就仿佛陷入了冰封，新总统福特在美中、美台关系上首鼠两端，迟迟不肯做出决策；

  第二，是越南挑衅问题，1976年正式统一以来，越南当局就不断在中国南疆挑起事端，蚕食我领土，杀害我边防军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是中苏关系问题，1960年代末期之后苏联军队长期以来在我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导致我国不得不部署大量的军队和装备进行对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改革和发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家统一问题，当时的香港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澳门还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而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局势仍然紧张，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之努力毕生的统一大业尚有部分未能完成。

  在后人看来，这样一些问题没有一个不让人头疼，有的几乎能说是无解，但小平同志以过人的智慧，超前的魄力，将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一化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中国从此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宣布建交，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技术、教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大门彻底打开了。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向屡屡侵犯我边疆的越南当局发起自卫反击战，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中给予麋集在北部边境地区的越南军队毁灭性打击，沉重打击了越南的嚣张气焰。

  1979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但强大的苏军出乎意料地在阿富汗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被拖得精疲力竭的苏联不得不开始寻求与中国和解，以撤离在中苏边境的庞大军队。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以小平同志为首的新一代集体领导下，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新中国的一系列巨大变化。

  随着新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逐渐放宽，给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创造了客观条件，小平同志开始考虑实现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

  首先，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底线，而且新中国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但香港与澳门的问题与台湾又有所区别。

  香港和澳门这两块殖民地代表着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过往，就是这两块在中国家门口的土地，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却不能行使主权，而要让外国人来统治。

  如果我们愿意，1949年人民就可以收回香港和澳门，而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毛主席、周总理考虑到建国之初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决定保留香港和澳门作为对外交流的渠道。

  在建国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香港、澳门作为重要的药品、物资、情报进口中转站，对中国的建设和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香港、澳门也借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机会，一跃成为远东重要的贸易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

  但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中美、中英、中法、中日先后建交之后，香港的渠道作用就没有原先那样重要了，小平同志决心以解决香港问题作为入手，为后续解决澳门和铺路。

  香港人民与大陆一样，都是血脉相承的同胞，通过武力手段固然可以解放香港，但战火中难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这是不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而要实现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了解香港人民的意愿十分重要。

  小平同志考虑再三，决定寻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作为展示中央善意的窗口，他既能够在香港民众中间宣传我们的对港政策，也可以向港英当局、英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谈判的信号。

  1980年10月，广州的《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次郑重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

  很快，《射雕英雄传》以其曲折精彩的传奇情节、跌宕起伏的儿女情长，家国天下的宏大主题震撼了大陆读者，一时间洛阳纸贵，男女老少纷纷传阅。

  其实从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之后慢慢的开始关注这位作家，在1973年就收藏了一套金庸小说的，可谓是中国大陆最早一批金庸迷之一。

  此时远在香港岛的金庸，确实想不到在几千里之外的北京自己居然收获了一枚已经76岁的重量级粉丝。

  小平同志爱看书，他从小熟读过《资治通鉴》，成年以后又花整段时间通读了一遍《二十四史》，这其中他特别爱看《三国志》。

  而金庸讲的侠之大者，正是五千年来为国为民的英雄情怀，正因为有这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侠客们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中华文明才能源远流长，始终不绝。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小说的情节与当时的心境确实有几分契合，这也许就是英雄惜英雄吧！

  随着关于“金庸”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这一个名字无巧不成书地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布局联系了起来。

  更巧的是，金庸还是当时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所共知的一位文化人物。早在1957年，台湾时时出版社就出版了以金庸本名挂衔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

  虽然金庸的小说遭到当局的查禁，但是由于实在太过精彩，通过种种地下渠道流入台湾的小说版本依然络绎不绝，直到1972年金庸封笔时止，除了《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其他所有的金庸小说实际上都在台湾流通了。

  实际上，就连蒋介石及蒋经国都听闻过金庸的大名并很可能读过他的小说，1973年，金庸还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以《明报》创始人的身份访问了台湾，并采访了蒋经国和“行政院长”严家淦。

  回到香港以后，金庸撰写了三万字的长篇通讯《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在通讯的开头即开宗明义地写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作为香港地区文化界访问台湾的第一人，金庸热切地呼吁“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最终走向统一”，这说出了当时两岸祖国同胞共同的心声。

  其实，金庸对同志也是久闻大名，作为一个文人，他对这位充满智慧、魄力、才华，真抓实干的领袖人物充满激赏。

  金庸曾说：“我写了那么多英雄人物，就是我心目中线年决策改革开放之后，他在香港报界率先赞扬说：“的想法很有远见，很有魄力，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一般。”

  金庸的社评笔锋辛辣，颇有远见，早在1981年2月他就预见到香港必将回归祖国，并在《明报》上提出三点意见：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

  接到中央的邀请之后，说实在金庸的心中是很有一些忐忑的，因为当时大陆对外开放不久，而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也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媒体人。

  但那可是香港文化界首次访问大陆的机会啊，金庸更加清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作为一个媒体人，难道不应该抓住如此重大的历史机遇吗！

  1981年7月17日，刚刚接受了“大英帝国官佐勋章”的金庸应邀来到了北京，并于次日受到小平同志接见。

  这是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在当时的香港、英国以及西方媒体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见到自己一直以来仰慕的中国领导人令金庸既激动又忐忑，因为那些他在纸上写过的千军万马，生死一线的大场面，早在几十年前就亲身经历过了！

  在那一刻，他深深感受到了什么是一位真正的大国领导人。那种从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中磨炼出来的坚毅与自信，绝非西方那些搞所谓议会政治的政客们能比。

  尽管金庸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写小说更是下笔如有神，但在小平同志面前他也只能略带腼腆地说：“我对您可以说很仰慕，能够见到您真是非常荣幸！”

  小平同志知道他心中还是有一些紧张，就故意开开玩笑，拉些家常，慢慢地金庸也就放松下来，他提的问题不但可以说犀利，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敏感。

  金庸说，自己当年在《明报》上曾经赞同由出任国家主席，但却并没有担任，这样不图名利的事情让他非常敬佩，也十分好奇。

  听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后半开玩笑地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

  包括金庸在内，在座的人闻言不禁一怔。不过随后又解释道：“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几百个，每年都要和许多国家元首会见，还得出去访问，这里面应酬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多了会很累的。”

  可以说，当时改革开放推行已经三年，但仍然有许多阻力，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开放的步伐还不够快，老百姓的生活虽有一些改善，但完全能变得更好。

  世界大势千变万化，处在重大变局之中的中国更要把握机会发展自己，增强国力，把历史交给党和政府的任务一件一件地完成好。

  对于已经78岁的来说，这些千头万绪的工作，哪一件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去推动落实，怎么还可能有时间去处理繁杂的公务哦！

  已近耄耋之年的小平同志自知剩下的时间有限，而中国的发展不能再拖，不能再等，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到对人民意义更大的事情上去。

  拜托金庸一件事，是通过《明报》的宣传，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国家统一和政策导向的精神了解得更详细，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

  除此之前，并没有多谈香港回归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级别的对话中，双方最核心的思想已尽在不言中。

  访问结束后，金庸被所展现的博大胸怀和领导人的气度所深深打动。回到香港并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金庸对闻讯赶来的大批记者们说：“他（）告诉我，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别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

  与金庸会面一年多之后的1982年9月22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在谈到香港主权归属的问题时，毅然决然地说：“中国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随后他补充说：“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撒切尔会见金庸的目的，就希望他发挥在香港华人中的影响力，表态支持英国，反对香港回归中国。

  当然，作为唯一接见过的香港文化界代表，撒切尔也希望从金庸那里“打听”到一些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但是金庸绝对没接过撒切尔的话头，他只淡然地表示了两点意见：第一，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应该还了；第二，租借条约期限99年，现在到期了，英国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到北京与中方正式签订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为了确保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在毛主席、周总理关于祖国统一问题观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框架。

  在仔细研究了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后金庸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天才的设想’。”因为自此之后，“一国两制”给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模本，所谓制度差异的解决不再只有战争一种途径。

  为了真正贯彻和实践“一国两制”，1985年6月成立了71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金庸成为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体制小组组长。

  当时，香港正处于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之后的敏感时期，人们对香港的未来议论纷纷。而金庸在接受中央委托之前也有人对他说，参加起草基本法可能会影响在公众心目中的独立敢言的形象。

  但金庸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还是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积极完成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交给他的工作任务。

  因为他觉得，起草《基本法》可能对他本人没什么好处，但对香港人民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为了香港的长期繁荣，个人牺牲一点还是值得的！

  从1985年6月到1989年10月底，金庸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了四年有余，其间四次受到同志的接见。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为中国政府依法治港提出了根本性的法律依据。

  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怀抱之际，金庸回到家乡海宁考察投资项目，当母校嘉兴一中的小学生记者团问他：“金庸大师兄，您对香港回归祖国有何看法？”时，他信心十足地说道：

  “明年7月1日香港就要回归祖国，回归工作做得充分完备，合乎民意……先生提出：恢复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繁荣，这16字方针香港各界人士坚决拥护！”

  与此同时，则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殚精竭虑，谋篇布局。

  1987年4月13日，中国与葡萄牙两国政府就澳门回归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1日回归中国。

  1989年5月16日，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1989年10月，请来访的老挝领导人凯山给越南领导人阮文灵带话：“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回到正常状态，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在的推动下，1991年11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至此，长期以来影响中国北疆和南疆的两个坏因全部消除，这也为中国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变化做了重要铺垫。

  1990年之后，虽然小平同志已不再担任实际职务，但他仍将剩下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推动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中去。

  他的业余爱好中几乎有两项是固定不变的：第一是看足球比赛，第二是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而对金庸来说，则是他一生中最为崇敬和佩服的领袖人物，2004年他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仍然深情地说：“是我最佩服的人!”

  虽然同志和金庸都已先后谢世，但他们之间相交相知，共同为推进国家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的一段历史佳话仍将长远流传下去。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